成都与三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。在名著《三国演义》中，宽厚仁义的刘备、睿智神奇的诸葛亮、义薄云天的关羽等历史人物留下众多传奇。那么，三国时期是否真如传统印象中那样，是一个只有战争的文化沙漠时期？那个年代的文化思想究竟有怎样的面貌？

6月22日晚，由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、四川日报报业集团（封面新闻、华西都市报）、四川省图书馆承办的“名人大讲堂”在四川省图书馆开讲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方北辰做客“名人大讲堂”，以“三国时代文化思想的创新”为题，为观众呈现出具有多元魅力的三国文化面貌。

方北辰教授研究三国历史文化近40年。2013年应邀在中央电视台“百家讲坛”主讲“三国名将”，受到不少“三国迷”的追捧。

当天现身“名人大讲堂”的方北辰延没有太多的寒暄，简单介绍后直接从三国时期“高层的新风气——带头读书”入手，将三国名人的读书故事娓娓道来。“尽管当时战争频繁，三方政权的高层人物却带头认真读书，这是三国之前时代难得一见的新风气！”他举例，曹操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“标兵”。《三国•武帝纪》裴松之注引《魏书》就描述他“御军三十余年，手不舍书，昼则讲武策，夜则思经传。自作兵书十万余言。”孙吴的领袖孙权在少年时代就读过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。到了掌权管事之后，又专门读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东观汉纪》这三部史书，以及各家兵法。不仅自己读，孙权还督促大将吕蒙、蒋钦读书。蜀汉方面的君臣也不甘落后。刘备临终前，就谆谆嘱咐十七岁的儿子刘禅说:“可读《汉书》、《礼记》，闲暇历观诸子及《六韬》、《商君书》，益人意智。”他还请求诸葛亮，专门为太子刘禅亲手抄录了《申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《管子》《六韬》这四部书籍，供刘禅阅读。

除了读书新风，方北辰认为三国时期，在“文化的新建设——图书重聚”上也具有重要意义。他提到在三国之前，中国图书曾经遭遇秦始皇的“焚书坑儒”和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焚毁皇家珍贵藏书两次厄运。

三国时期，魏文帝曹丕所建立的曹魏皇朝，依靠最强的国家实力，动员官方力量重新聚合和收藏此前流散在民间各地的图书、典籍和文献。这批重新聚合的图书，被收藏在曹魏首都洛阳皇家图书馆的三处官方机构之中，使得一度遭受巨大创伤的中华文脉，得以重新接续和有效恢复。

同样具有创新的是，曹魏还在重聚图书的整理当中，对于图书的大类划分，采用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新分类法——“四部分类法”，简称为“四分法”。而在三国之前的两汉时期，皇家藏书采用的是一种“六略分类法”。“四分法”的经子史集排列顺序，后来经过调整而定型为经史子集，到了唐代编撰《隋书•经籍志》时，就完全是经史子集的排列分类，从此流传后世上千年，直到明清。清代编撰《四库全书》，乾隆皇帝就特别要求按照《隋书•经籍志》的分类来执行。

当天，方北辰还从“典籍的新品种——大型类书”“学说的新领域——人才理论”“文学的新面貌——地位独立”等方面，对三国文化进行了讲解。“最新的文学沙龙也出现在那时。在建安十年（205）之后，曹操消灭袁绍平定了河北，曹丕与建安七子中的陈琳、徐干等五位，再加吴质、曹真等人，在勃海郡的首府南皮县（今河北南皮县），有过一段时间的文学性聚会，他们朝夕相处，畅谈文学创作，成为文学佳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