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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汉时期四川的城邑
发布日期:2020-09-10 16:41 来源:四川新闻网 分享到:

巴蜀郡县城市分布示意图

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,在秦汉更体现为政权的象征。秦代,秦始皇不仅剪灭六国,统一华夏,而且采取了一系列的统一措施,如实行郡县制、统一文字、度量衡、修驰道、车同轨、迁六国豪富至咸阳、仿造六国宫室、大修宫殿和骊山陵墓等等,其都城多次迁徙,最后定都咸阳,都城分布有宫殿区、手工业、商业、居民区等。西汉的都城长安(今西安)和东汉的都城洛阳,规模宏大,非常繁华,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城市,长安人口有50万左右,东汉洛阳人口在100万以上,城里有专门的商业区,街道宽阔笔直,长安城内还有较为完备的排水沟、下水道。两座都城的布局具有由不规整性(战国都城为代表)向规整型(曹魏及隋唐的都城为代表)发展的过渡阶段的特征。

随着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,以及政治地理的开拓,城市也获得了相应的发展。公元前316年,秦国得蜀而“天下并”,秦灭巴蜀,并在巴、蜀故地设置巴郡和蜀郡,后又分巴蜀故地置汉中郡(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),县治城市约在31-41个之间。到汉代时从蜀郡分置广汉和犍为郡,号称“三蜀”,成都是三蜀的中心城市。西汉时,今巴蜀地区境内共有5个郡治城市,58个县治城市。东汉汉顺帝永和五年(140年)时,在今巴蜀境内共有62个城市,其中郡(国)城市7个。就各郡(国)城市的具体数量而言,其中,巴郡有14个,广汉郡有11个,蜀郡有11个,犍为郡有9个,越裔郡有11个,广汉属国有2个,蜀郡属国有4个。

秦汉以来,成都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之一,最繁荣的城市之一,被称作“一方之会”(《周书·辛庆之传》),即盆地的聚集点。汉之际的连年战争均在四川以外进行,四川一直是汉王朝的大后方和关中饥民的“就食”之地,到景帝末,四川“世平道治,民物阜康”,出现歌舞升平的繁荣局面。西汉时,成都县人口达7.6万户,约35万人,是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。故而有“汉家食货,以为称首”(《华阳国志·蜀志》)之誉,以至取代了原来的关中地区而被喻为“天府之土”。如汉高祖二年,“六月,关中大饥,米斛万钱,人相食,令民就食蜀汉”。富庶的成都平原竟成了难民奔逃求生之所。到东汉初,“蜀地之富已超过关中”。关中平原是秦汉最富裕的经济文化中心,因此可见蜀郡经济水平之高。西汉中晚期,临邛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。

两汉之际,中原政局混乱,新莽在川的统治土崩瓦解。公元24年,导江卒正(蜀郡太守)公孙述拥兵割据西川称王,自封“成家皇帝”,建国号“大成”。大成政权加紧搜刮民脂民膏,川人不堪其苦。公孙述在成都称帝时,“述营造十层赤楼”,后称“张仪楼”。张仪楼为成都秦城南门宣明门城楼。《元和郡志》卷32曰:“成都西南楼百尺有余,名张仪楼,临山瞰江。”赵抃《古今成都记》说:“张仪楼,高百尺。初,仪筑城虽因神龟,然亦顺山之形,以城势稍偏,故作此楼以定南北。”古代百尺约23米,无疑这是四川较早的高层建筑,从城市建设及城楼的雄伟显示了汉时成都建筑的高度成就。据《二年律令·秩律》载西汉初年城市:广汉郡有6个,治所今四川梓潼;蜀郡6个,治所成都;犍为郡2个,治所四川泸州;巴郡7个,治所重庆江北。

公元36年,汉光武帝刘秀发兵入川,击破成家军队,公孙述败死,四川重新回到统一的东汉王朝。东汉一代,四川政治比较稳定,时称“府盈西南之货,朝多华岷之士”,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。东汉王朝在四川建立了州、郡、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,先后设置73个县,民户达到117万多户、469万口,人口发展超过了西汉时期。东汉时成都发展到9.4万户,约40多万人,集中了当时川西平原全部人口的30%,城市进一步扩大。汉代,成都城基本上沿袭了战国蜀郡城的规模。成都城共有外城和子城两城,外城称为大城,内城称为少城。城西有宣明门,宣明门又称张仪楼,南有江桥门,东为阳城门,北称咸阳门。少城在太城外,东面城墙与太城西面的城墙相接,因此城市只有西、南、北三面有墙有门。汉武帝时再次增修,太城、少城各建九座城门,时称“十八郭”。2000多年来,成都城的城址和城市格局基本没有迁徙,连“成都”一名也基本没有变动,这在全国城市中是十分罕见的。成都同苏州,是中国两个仅有的最古老的城址没有变动的城市。汉代时在成都附近开辟新都和广都(今双流)两座商业城市,“蜀以成都、广都、新都为三都,号名城”。

汉代成都城布局   

此外,成都还城内有城,如在丝织作坊高度集中的地方设锦官城,在车辆集中的地方设车官城,在军营集中地建军营城,以及学官城。同时还设立了交易市井,秦汉时期,由初民在水井边交换货物萌发的市井在当时还是一种封闭空间。市内十字街巷,中心有市楼。四川新繁出土的一块画像砖完整刻划了这种格局。市垣内有陈列商品的长廊式列肆和存放货物的柜台,中心市楼高2层,重檐式屋顶。广汉出土的《东市》画像砖更加清楚描绘了市楼的形象,一层坐司市官,二层悬鼓,明确标注“市偻(楼)”二字,这与古代“市楼皆重楼”的记载完全吻合。

成都的秦城、汉城,有“重城”、“层城”之说,即由大城连着小城组成,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布局,河水沟渠纵横,江桥众多。这样的城市格局和景观,既取法秦都咸阳,又独具特色,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,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。

汉代的大西南贸易更促进了成都的繁荣。汉武帝通西南夷后,成都“南御滇僰、僰僮,西近邛笮”(《货殖列传》),成为。晋时,左思《蜀都赋》中描绘成都市场是“万商之渊”,仍然十分繁荣。

至蜀汉三国建都成都,刘禅好兴土木,不仅大搞城市建设,而且修建了华丽的蜀汉宫室。左思《蜀都赋》有“既丽且崇,实号成都,辟二九之通门,画方轨之广涂”及“金辅交映,玉题相辉”之句,可窥其成都城市之辉煌。

汉代四川以成都为中心,城市网络继续扩大和发展。成都不但号为名城,为西南一大都会,而且与中原的洛阳、临淄、邯郸、宛齐名,并列为全国“五都”。西汉后期,成都是全国五大商业都市之一。该城的大井盐业主罗衰,交结权贵,赊贷天下,堪称天下首富。成都亦是西南的重要的手工业城市。秦汉先后在成都设了盐铁官和工官。成都的“女工之业,覆衣天下”。成都生产的漆器、银扣器亦极精美。四塞之地理使成都能避开战乱,所以繁荣期很长。

秦汉是因为成都才得以一统,刘备有成都才得三分天下,其沿革为“秦并之为蜀郡,汉分置广汉郡,武帝置益州,蜀郡隶焉,蜀先主都之,于益州置牧,蜀郡置守”。“益州国富民强,户口百万”,成都已有“都会”之称。这一时期的成都城市,不仅具有完整的结构,而且宫室房舍大多富丽堂皇,给人美丽而壮观的感受。成都的市场上,商品齐备,应有尽有,而“市廛列肆”,时人称之为“万商之渊”。再加上四川进一步开发利用了“滇缅道”(蜀身毒道),发展了中印国际贸易,成都又成为著名的国际都市。成都在秦汉时代具有的“带二江之双流”的城市格局,现在还在延续着。而由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,还出现了一些新兴城市,最著名的手工业城市有产盐、铁的临邛,产漆器的广汉。

有专家这样评述成都在秦汉时期的地位:成都是秦统一六国的战略基地,是西汉统一的战略根据地,是蜀汉南征北伐的主要根据地。

至于重庆,秦惠王灭巴置巴郡后,张仪率众筑江州城,城周不大。蜀后主建兴二年(226)都护李严由永安(奉节)移镇江州(重庆),为防止曹魏和大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。东吴水路进攻,第二次筑江州城,“都护李严更修大城,周回十六里”,李严曾拟打通鹅岭,使两江水相通,成四面环水丞相诸葛亮未批准,事未成。不过已可见三国时的江州城规模就不小。张仪所筑的城,称为小城,或称南城,李严所筑大城,约在今重庆观音岩至上清寺一带,称为大城,或称北城。秦汉江州已是一座较为繁荣的城邑。江州城居民较多,人口稠密,“地势侧险,皆重屋累居,数有火害,又不相容。结舫水居五百余家,承二江之会,夏水涨盛,坏散颠溺,死者无数”,城邑已有相当的规模,今日重庆山城景观的雏形已经呈现。

不仅如此,巴蜀一大批城镇也同时产生,涪陵、阆中、合川、丰都等,共达19—41个之多。汉高祖时开始在全国普遍筑城墙,因此汉代巴蜀地区(县)以上的城邑,都筑了土城墙。其时,筑城墙普遍采用是的中原地区的板筑法,其特点是质地坚密,但夯层较薄。因此一些城墙很快便被洪水、暴雨所冲毁,是为“累筑不立”。板筑法最早可追溯到5000多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时期,在秦汉时期已经发展成熟。

东汉时期,砖等更坚固的原料开始用于修筑城墙,主要是一些重要城邑,建筑方法是采用泥土夯筑、砖砌外层。最典型的是目前尚存的广汉东汉雒城遗址,该城城墙用泥土分层夯筑,外部用砖包砌,砖长约44厘米、宽22厘米、厚9厘米,砖上印有“雒城”“雒官城墼”等汉代篆书体铭文。

秦至蜀汉,巴蜀城邑分布的主要特点基本没有变化,平原地区城市分布较多,城市主要沿江河分布,城市集中分布于巴蜀地区的中部和东部地区,城市分布呈现出由中部向东部逐渐减少的趋势,而西部地区城市极其稀少,几乎为空白之地。不过,城市的布局则发生了变化。过去的城邑往往顺水脉、应山势,呈不规则的形状。城邑大小也是根据需要来确定,不受礼制制约。秦入巴蜀后,所建城邑大多依照中原、关中的建城形制,大体为方形或长方形,在城邑大小上也有等级之规。如秦筑成都城周长12里,郫城周长7里,临邛周长6里。西汉中期以后,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多,成都城开始了对旧城“少城”“大城”的扩建,逐步把商业移往两江之间,建立外城和修筑城门,在城外新筑“西工”、“锦官城”、“车官城”,从而形成了以成都城为中心的城市组团。西汉时,成都县人口达7.6万户,约35万人,是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,是一座闻名中外的西南国际大都会。

渠县土溪镇城坝遗址,战国时期至汉代遗址,发现有保存较好的城墙数百米,现存高度约1.2—1.8米,厚约1米,城墙外围有较深壕沟。在现存城墙附近发现多处夯土现象,深度距地表1.2~2.7米,宽度约1米,可能是城内的建筑区所在。根据文献记载,城址可能是秦灭巴蜀后建立的宕渠县。

广汉市辖所在地的广汉雒城古城,平面呈椭圆形,长约1.8、宽约2.4公里。城墙内部分层夯筑,外部两边用“雒城”和“雒官城墼”等砖砌成。这种以泥土层层夯筑和在夯层外包砌一层有“雒城”和“雒官城墼”铭文的字砖的古城墙,在四川省尚属首次发现。从出土文物并结合文献资料,雒城判断其应为东汉时期的著名的“广汉郡”遗址,是我国仅存的一座汉代砖城。雒城古城是最早的州、郡治所,“汉置雒县属广汉郡,后汉移广汉郡及益州比皆治此”(《大清一统治》),为历代重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汉时,这里经济繁荣,手工业发达,朝廷特设工官,为全国设置10处工官之一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:“广汉郡,高帝置。……有工官,县十三……雒……有工官。”此地的手工业在汉代以前就有相当基础。1916年,朝鲜平壤乐浪墓曾出土一批蜀郡和广汉郡的漆器。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玉器等,又表明广汉地区早在殷商时就已有了制造玉器等的手工业作坊,所以,广汉雒城古城虽然只是一个县城,也能如中原东汉晚期魏都城墙一样,在城墙的土基之外,还“饰表有砖”,绝非偶然,是有其历史条件及其较为发达的地方手工业为其基础的。古城建置年代应是汉高祖六年(公元前201年)之前。

作为县级城邑,荥经县县城城郊的严道古城也是与成都布局类似,分为主城和子城两部分。东汉晚期重筑,城墙仍为土墙,构筑模式为版筑。主城东西长400米,南北长375米,平面近正方形。子城平面近似于长方形。东西长约300,南北宽约200270米。城内形成十字街,南北、东西主路十字交叉,城市内建筑为方格网布局。城址虽然不大,但设计合理,结构严谨,布局完整。古城东面有大片肥沃的土地空无遗迹,可能是当时的农业耕种区。从军事上看,严道城建筑在地势优越的河边阶地上,以险峻的山岩和大河深堑为屏障,易守难攻。在经济上它上靠大山,下临江河,土地肥沃,资源十分丰富。古城位于四川盆地与西南高山大川交汇之处,在山岩阻峻、回曲九折的邛崃山九折坂下,实为边塞之重镇。该城的发现对研究秦汉时期的移民、城址的布局、规模等提供了重要资料,是人们了解巴蜀地区秦汉县级城邑的一个重要范本。

位于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的“绵竹城”古城,其平面呈长方形,南北长约850、东西宽700米。目前仅发现南北两条城墙。部分城墙外侧包有砖,该城是汉至三国蜀汉时期一处重要的军事重镇,四周的防御设施完备。该城的发现对研究汉晋县一级建置沿革、布局、规模等提供了实物资料。

西昌汉晋古城,坐落于西昌城东2.5公里高枧乡中所村,故称“孟获城”。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,南北长约373米,东西宽约251米,城墙均用泥土夯筑,四墙相合。城址城廓清楚,布局分明,城墙的夯土层至今清晰可辩,是一处难得的古代遗存。城址年代在汉末至魏晋之间。

还有理县杂谷脑唐代无忧城,西昌市西郊唐宋土城等。

汉代置城的还有:灌县(今都江堰市),“蜀汉置都安县,属汶山郡”;彭山,是汉代的“武阳县属犍为郡,后汉为犍为郡治”;夹江县是汉的“南安县旧治属犍为郡”(《大清一统治》);还有乐山、荣县、威远、宜宾等。

而在巴地,城市建设也已兴起,城墙也不再用栅栏代替。汉代江州作为巴郡治所,为14个州县的政治经济中心,每个县城都有比较完整的行政建制,“十里一亭,十亭一乡”,江州作为巴郡中心形成了城市体系,过去巴国时期己有数座城市(五都),在这个时期扩大到覆盖三巴大地的十来个城市(郡治、县城),形成了区域城市网络。江州城形成了嘉陵江南岸的南府城与北府城隔江呼应,舟揖相通的双城格局。而到了蜀汉三国时期,都护李严奉令在江州筑大城,江州城范围“周回十六里”,东汉一里相当于今天的433.56米,可计算出李严城围6936.96米,城周约7公里左右,大城的修筑是对前代南城的增筑,使城区面积得以扩大。

位于渠县土溪镇渠江东岸的渠县城坝遗址“郭家台城址”,在秦汉以前为巴人分支賨人的都城“賨城”,秦灭巴蜀后于此建宕渠县。东汉时,车骑将军冯绲增修其城,俗称“车骑城”,发掘亦证实了史书记载。郭家台城址平面呈曲尺状,面积约5.7万平方米。该城西汉修建,东汉进行了增修,城址周围的城墙约几百米长,外围有较深壕沟。

云阳旧县坪遗址(即汉巴郡朐忍县故址),发现汉夯土城墙、城门、道路、建筑、衙署、排水沟渠等城市基础设施,冶铸作坊、制陶区等生产遗迹。

熹平二年(公元173年)巴郡朐忍令雍陟所立德政碑“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”的发现,最终确认了旧县坪遗址即朐忍县故址。朐忍县城面积约1平方公里,西周晚期开始有人群活动,战国时期聚落扩大,汉代筑城,六朝遗存叠压在汉代遗存之上,遍布全城。

巫山古城遗址1994年以来多次调查发现,遗址整体叠压在现代巫山县城之下,平面略成圆角方形,面积约27万平方米。城墙依山而建,北面倚山、南临长江、东西两侧为深沟,设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道城门。1997年以来大规模发掘,发现的西汉城墙宽16米、高8米,以10厘米左右的厚度分层夯筑。历年的发掘,在城内还发现了早于汉代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,发现了汉代冶炼相关遗存;在城外发现了环绕古城分布的多处大型公共墓地。

朐忍县城、巫山古城的发现,是山地类型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,表明汉代城市建设已到达四川盆地的边缘。

本文主要摘自《四川美术史》(上册.先秦至隋唐卷,巴蜀书社2015年)并进行了补充修订。

唐林,美术史家,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艺术研究中心主任,四川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,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,四川非遗协会专家委员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个人独著《四川美术史》上、中、下三册(共320万字),为北大、清华、人大、南大、川大和国家图书馆、首都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四川省图书馆等众多著名大学和省市的图书馆馆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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